是不忠不孝的表现。但随着海汉的日渐壮大，还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也在逐步减少，特别是海汉立国的风声出来之后，民间舆论的趋势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过去海汉衙门里的职位往往被斥为“鹰犬”、“走狗”之类的代称，但如今海汉要建国了，那哪怕是做个打杂的衙役，也能跟开国功臣沾上边，这意义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日后这海汉国中谁才是人上人，眼睛没瞎脑子没坏的人自然能分辨得清。

　　进入海汉学府深造——入仕做官——改变家族的社会地位，这样的路线对于家境小康却苦于没有上升通道的地主阶级来说，无疑是很现实的一条捷径。不过海汉高等学府的确不是人人都能去的地方，要嘛是过去有出众的成绩，比如本来就已经考了大明的功名在身，要嘛就只有设法得到地方上主管文教事业的官员推荐。海汉将这些上升通道与日常的合作态度相挂钩，换取地主阶级在土地政策上的配合。在现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下，这种摆在明处的交易条件实在让人难以拒绝。

　　虽然目前仍有一些地主在坚持自行雇佣农民耕种土地，但随着社会主要生产关系的逐渐变化，他们也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趋势相悖，如果不做出改变适应这样的社会变化，那迟早会成为被社会遗弃的对象。而能够抓住这个历史时机顺应潮流的人，则极有希望成为新兴政权建立之后的第一批得利者，并且以此为契机，成为海汉的拥趸和守护者。

　　范迪门对于海汉主导的农田种植能够收获多少水稻并不是很感兴趣，东印度公司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在巴达维亚组织这种大规模的粮食生产，他个人更感兴趣的是弄明白海汉在改变土地政策的过程中是如何消弥了地主阶级本应该会爆发的强硬反抗。

　　从张新的描述说明中，范迪门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部分原因，海汉人在政治手段的应用方面的确有其独到之处，能够让地主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选择利益交换而非对抗，时间一长这些人自然就会被同化到海汉的利益共同体之中去。

　　不过范迪门有所不知的是，原属于大明统治地区的地主阶级并不是没有发起过反抗，而是试图采用暴力手段反抗海汉统治的人全都在前几年里被抓的抓杀的杀，反抗态度最坚决的那帮人早就已经被海汉当做典型给处理掉了，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631年儋州刺杀案后被处理的相关人员，自那以后可就没人再敢把反抗的意图挂在嘴边了。

　　在用暴力手段消除死硬派之后，再利用利益条件来引诱剩下的人就范，这样的组合拳的确在琼北地区取得了极为不错的效果。虽说儋州乡下还是有不少思想僵化的顽固分子不愿遵从海汉的土地政策和农业开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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