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虚规避研发的毒气弹的常用名，以颜色指代，红色便是这种呕吐性毒剂的标记色，“红剂“由此得名。

　　正是在山西之战中日军使用毒气弹尝到了甜头，红剂毒气弹在日军尤其是华北日军中得到了大量应用。现在，还只是开发出了炮射式的毒气弹，在不远的将来，随着战争的需要和技术的更新，日军还开发出了容器式、手掷式、发射式、航弹式共四大类“红剂“武器。

　　中国军民，将在漫长的抗战岁月中和丧心病狂装备了大量毒气弹的日寇作战。

　　而据战后美军从日本陆军兵工厂缴获资料中的《昭和7年--昭和16年陆军毒气弹产量表》进行不完全统计，从1932年至1941年间（欠缺1940年数据），日本陆军光是红剂毒气弹总产量便达到一百七十八万四千零六十七枚/具之多。巨大的产量，充足的储备，成为其在中国战场滥施滥用的主要保证。

　　值得说明的是，“红剂“毒性虽然远胜于一战德军同类毒气，但相较于芥子气、路易士剂等糜烂性毒气，其在杀伤效能方面与后者仍然不在一个数量级。不过更加烈性的糜烂性毒剂施用后需要进行复杂洗消作业或出现连续大雨天候方可形成攻击通道，这是日军自己也无法忍受的。

　　日军之所以钟爱“红剂“，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顾虑，而是因为这种毒剂制取、灌装、施放都相对简便，师团制毒队甚至任意单兵都可以轻松使用，而且不存在皮肤沾染，安全性好，步兵分队可佩戴防毒面具在它的掩护下立即投入冲击。

　　反观当时的国民革命军与红色部队及其他抗日武装，他们中大多数部队连最基本的防毒面具都没有配备，“红剂“才得以在中国战场反复逞凶。而著名的“北疃村惨案“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曾经时空中的1942年，为进一步强化控制区“治安“，日本华北方面军发起“三号作战“，再次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三光式扫荡。

　　5月下旬，华北方面军110师团长饭沼守中将发布师团作战命令，摘要如下：“1.师团在安平北方滹沱河及潴龙河中间地带对八路军进行扫荡作战，步兵163联队一部沿保定至徐水地区攻击前进。

　　2.本次作战期间各部队需努力寻求战机，验证红筒（呕吐剂）与绿筒（催泪剂）对地道的攻击效果，并在作战结束后提出反馈，由联队本部军医坂东大尉提供技术支援。3.依照以上命令，由163联队联队长亲率联队本部、通信班、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三大队、步兵炮中队各一部共约1500人参加本次作战。“

　　5月27日凌晨，日军163联队并110联队一部，趁着夜色摸到河北定州北疃村外，于清晨5点完成合围，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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