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朝，所以我才更要回到欧洲去，推动欧洲革命的前进。”

　　“工业化时代的造反非常困难，哪怕仅仅要完成土地革命，都必然会在欧洲爆惨烈的内战。恩先生，无产阶级的力量很弱，而各种小私有者的数量大概比无产阶级还多很多。我们讨论过，马叔所讲的**时代，无产阶级可不是被迫无产阶级，而是社会展到私有制根本没有效率，那时候大家是心甘情愿的放弃私有的资产，选择了公有制。那样的未来无产阶级和现在被迫变成无产阶级的民众根本不是一回事。只要资产阶级稍微宣传一下，甚至不需要资产阶级的宣传，那些拥有小块土地，拥有一点点房产，拥有一个小店铺的小资产者大概就会蜂拥而起去攻击宣传公有制的革命者……”韦泽继续苦劝。他原本位面的新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革命，旧世界被彻底粉碎，公有制通过宣传与实践在新中国有深厚的基础。即便如此，走zi派们的反攻依旧让这样的制度一次次的面对危机。如果不是因为伟大的社会运动让‘公有制’和‘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等理念被人民大众接受与相信的话，大概新中国的公有制不会比苏联好到哪里。

　　恩叔很少见的打断了韦泽的话，“阁下，我明白的。你所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因为您引领的制度在民朝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民朝的公有制和国有制能够如此有效的运作。正是看到了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正常运行，所以我才希望能够回到欧洲去，让欧洲的革命者们能够更理解在中国到底生了什么。当然，如果阁下能够在更早的时候对欧洲的革命进行指导，大概我就可以留在中国而不是回到欧洲。”

　　听恩叔在最后对自己进行了些抨击，韦泽只能苦笑。苏联输出革命的结果让韦泽对这样的输出没什么兴趣。‘我们的王八蛋还是王八蛋’，韦泽相信这样的判断。韦泽认为邓天尊一生最精妙的决定不是怀仁堂，而是在八八之后把那帮渣渣送出国去。

　　如果把那帮渣渣处决掉，只会人为的制造出一帮‘烈士’。把渣渣们送出去之后，渣渣的本性就会暴露。有些人可以在长期内欺骗一部分人，有些人可以短期内欺骗所有人。但是欺骗就是欺骗，从来没有人能够长期的欺骗所有人。那些海外的渣渣就成了最好的反例，向中国人民证明了许多东西。

　　此时的民朝本身已经是一个世界，韦泽觉得即便民朝拥有2o亿人，也能很好的生活下去。至于英国与欧洲还有南美的存在，则是不同类型的国家案例，能够向未来的中国人民证明很多很多他们现在不会相信也没有兴趣去理解的东西。既然欧洲在韦泽的眼中只是某种试验用白老鼠，他自然没有兴趣去推动整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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