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的荫官制度，不过公务员体制里面对开国功臣的子女有相应的优厚待遇。

　　开国功臣们得到了“丹书铁券法”的保障，作为接受这丰厚报偿的回报，也是出于中国人的文化道德的深厚积累，大家接受了韦泽提出的，“包括韦泽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朝人民必须依法守法”的要求。

　　光复党全国代表会议此时兼任了“全国劳动者代表会议”的权力，也就是拥有立法权。这种“妥协”也的确让这帮开国功臣们得到了安全感。连韦泽都要守法，而立法权又在光复党全国代表会议手上。不管皇帝韦泽同志异想天开的搞出多少幺蛾子，只要那帮大家弄不明白的文书工作由韦泽都督亲自带队去干，而不是让大家一切陷入麻烦，大家就任由韦泽胡搞。毕竟，依法治国的话，这帮开国功臣们的实际权力是强化了。

　　譬如总理类似旧制度下的宰相，旧制度下的宰相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是货真价实的二当家。而新的制度下，新政单位没有立法权。在依法治国的制度下，没有立法权的行政单位权力表面上是大大降低了。这是韦泽用尽了说服力让大伙接受的理念。

　　由于行政单位的降级，这帮大佬们不再为自己的派系争夺总理职位，于是选出了主持广东土改的广东省委书记毕庆山出任了国务院总理。而国务院总理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光复党、光复军、政府，三方达成的统一观点就是要在解放区全面实施土改。

　　在尘埃落定之后，韦泽把人事部部长韦昌荣叫到自家吃饭，他问道：“昌荣，你觉得如何？”

　　韦昌荣答道：“我觉得挺好。四叔你总算是安了大家的心。”

　　韦昌荣虽然是韦泽的侄子，却比韦泽还大了三四岁。这两人与其说是叔侄，其实更像是兄弟。掌握着人事部的韦昌荣是韦泽权力体制的三根支柱之一。另外两根支柱中比较显眼的则是在永安时期就跟着韦泽的全国政法委书记林阿生。韦泽没有使用三权分立的理念，他敢提出依法治国的理念，就是因为政法委同样牢牢掌握在韦泽手中。

　　至于第三根支柱，则是韦泽非常看好的沈心，以及韦泽放出去负责淮南土改的王明山。这两个年轻人只是代表性人物，还包括了庞聪聪在内的一众的年轻人，他们或者从事政治，或者从事军工企业。曾经极为庞大，权势看似一手遮天的军队派系，此时被韦泽很巧妙的束缚在军队范围之内。如果沈心这些年轻人能够快速成长起来，韦泽就能在党务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整个权力的构架也逐渐完整了。

　　“不过四叔，你提出的这个主权在民，倒是有意思。”韦昌荣对宪法的兴趣比其他人高很多。

　　“我要是说主权在我，很多政策一推行，我就没办法处置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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